上班之前还有暑假放的时候，我喜欢在家乡的老城区窜来窜去，经常看到近些年才开起来的星巴克里坐着不少老年人，他们大多数人手中没有手机，不会点单更没有饮用咖啡的习惯，彼此也不怎么聊天，但就这样也能在里面待一整个下午。
这段时间看新闻，发现原来这是个一到夏天就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的情况。在山东聊城，还有江西吉安，有网友拍下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扎堆来到诸如肯德基、麦当劳，还有华莱士这样的快餐店蹭凉消暑。他们有的围坐一圈打扑克牌，也有的直接躺倒在座位上睡觉，不仅令网友感到不满，也让商家担忧营业秩序受影响，开始在餐厅用喇叭轮放“这里不是老年活动中心”。
在不同人群的需求随着矛盾的发生而愈发显见的同时，能够充分承载其功能的城市空间却相较来说稀缺且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城市里某个空间的“用法”也通常是模糊有弹性的，其中存在着消费商业、公共民生各个逻辑之间的协商与平衡。比如当服务于年轻化客群的连锁饮料店占据街边铺位，大型商场拔地而起代替广场空地，从前给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市集成了更多提供给游客观赏的古镇时，一些人群成了这些空间的“主人”，而另一群人则被视作不够格，得到排斥和驱赶。但他们该去哪里，能去哪里？这一期我们想聊聊城市空间规划与不同人群在其中的处境。
01 比青年更爱靠近人群的老年
丁欣雨：我之前观察了家乡的城市能提供给人群乘凉的空间，一个是留下的防空洞，这些年重新开放利用起来，但里面潮气和霉味比较重。一个是依着江边和湖边的公园，树荫底下有很多老年人打牌。还有老的商业街商业能力越来越弱了之后，就开了地下步行街，卖的是一些二等货的快餐和服饰，没有太多年轻人光顾，也被老年人占据了。老年活动中心会有，但人气不高，位置也不显眼。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威廉·H·怀特在1970年建立了一个叫做“街头生活项目”的研究小组，花10年时间观察城市里的公共空间，比如公园、广场还有商场大楼。他发现人们都爱说自己喜欢离人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往往会做出恰恰相反的选择。
怀特发现最吸引人的恰恰就是其他人。“当人们边走边谈的时候，他们一般都留在人流中或走进人流。当人们在广场里停下来交谈时，他们通常就站在移动的人流中，很少选择驻足在一个空旷的大空间中。”
《城市小空间的社会生活》
[美] 威廉·H·怀特著叶齐茂倪晓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6
我在老家观察到，这些坐在咖啡店里的老人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即使没有真正的社交情况存在，他们也还是愿意在一个看起来更加热闹的地方。看来冷清的空间没办法缓解老年人对于联结的需求。
张友发：老年孤独当然是存在的，在县城和农村有大量的空巢老人，但在北京这种充斥着外来人口的城市，相较之下老年人反而是集体主义的，年轻人是原子化的。
在北京很多的公园和小区空地，老年人会聚在一起排练各种活动，年轻人形单影只不知道干嘛，在大街上孤独游走。现在朝阳公园的城市文化做挺好的，周末会有年轻人聚在一起开小型演唱会，但这样是少数。北京老人大部分还是本土的居民，有宗法的联系在里面，而且他们这一代人有集体主义经验，我们是缺乏的。
之前在小红书关注过一个博主叫“沪爷出击”，内容是“92岁男孩在上海的一日账单”。他每天会去看着还挺名贵的咖啡厅蛋糕店吃饭，有人在评论区说，“吃了这么多，可是一天退休金还是没花完。”这也很贴合前段时间有人谈到的，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活力四射的老年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活力的时代。
02 在城市空间博弈战中主动出击
潘文捷：这个事情反而让我感觉老年人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在给自己争取使用空间。一个经常被说到的情况，打篮球的人跟跳广场舞的人争夺一个篮球场的场景，就是双方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非常积极地去争取各自权益。
资源和资本会聚集和垄断，分化成掌握资本的精英和被资本掌握的大众这两类阶层。公共空间的问题就在于资源其实很有限，不同人群对于城市的空间需求又存在很大差异，老年人想要乘凉、棋牌室、跳广场舞，年轻人想要篮球场，商户想要占道经营，但周围的居民需要安静的环境。
这些需求都是合理的，但需求本身会产生冲突，公共空间很可能就成了各种群体争夺有限城市资源的战场。有时政府作为一个裁判员，想要在财政约束的情况下去平衡各方利益，最终的空间布局是一个多方妥协的结果。
张友发：之前也有专家指出，老龄化社会到来后需要对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现在老年人会去篮球场和年轻人抢空间，有可能是空间规划时就没有考虑老年人需求。
但是我对专家的说法也有困惑，我住的小区老年人很多，但这两年做改造把大量空间改成停车位和非机动车车棚。所谓的社区改造结果是更多空间给这些设备让位，没有提供太多休闲娱乐的场地。我们小区的老年人就把小区设置的桌子搬到树荫下，再自带几个椅子开始打麻将。没有做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就主动改造小区，完成一种再改造，这也是博弈的过程。
徐鲁青：老年人自己去改造空间设施的主动性，我觉得还蛮对的。老年人天生有很强的改造意愿，是因为很节省，也有很多时间去动手改造东西。
之前我采访过一个建筑师叫何志森，我们理解空间建设是说一个自上而下的手，规定这一块是社区，那一块是马路，但自上而下的手很多时候是失灵的，设想会被打破。住在里面的人也许会觉得这边如果马路变窄一点点，或者社区多打开一扇门的话，他们的行动会更加方便，就自然出现了用行动协商的过程。
比如老年人可能会把铁栏杆绞掉，偷偷地从这扇门进出小区。何志森还有一个案例，是有座桥设计了太多桥墩，会产生绕行和不方便，但老年人就会利用这些桥墩来下棋，变成他们自己的空间，也是一种对空间的占领。我感觉也不用区分二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这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而且有流动。
03 不同消费品牌的公共空间烙印
徐鲁青：星巴克在中国已经算一个很公共的空间了。我经常去白蹭我们家旁边星巴克的自习空间，它不会让你点单，而且空间很大，能一直坐在那不用换位置。很多跟我类似的人也坐在里面，就会感觉这里比图书馆还要好。
我觉得人们对于星巴克的期待是，除了买这杯咖啡，我还买了你这里的空间价值。而且星巴克在刚刚进驻中国的时候，也有“第三空间”的广告语，当时中国是没有很多这样的概念的，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场所说顾客可以在这里停留，坐着去做自己的事。人们比较熟悉的空间，要么就是单位，要么就是家里，要么就是学校。要么是属于体制内的空间，要么是属于自己私人的空间，很少有一个单独的消费空间能够开辟出来，让你很长时间待着。
张友发：北京有几个品牌曾经给过我很强的空间烙印，比如西餐品牌新元素，现在已经倒闭了。去新元素吃饭，只要吃一个小时，就能获知北京很多的投资消息、商业信息，因为投资人还有做生意的人都喜欢在那里聊一个亿的生意。刚刚讨论的星巴克精英氛围没有新元素的味道那么重，更像是牛马们打工点，特别是拥有大量自由职业者的城市，很需要有星巴克这种空间的存在。
我现在去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星巴克，会感觉非常不适应，因为随时可能要抱着电脑去工作。长沙星巴克实在太少了，只能去茶颜悦色里工作。我最近会去奈雪的茶新开的会员店，好处就是更便宜，一些保洁的阿姨也会在这坐一下。小孩很喜欢去奈雪，比例比星巴克要高。有次看到好几个小女孩买了奶茶，拿着自己的Labubu一直在聊天。
西西弗书店的咖啡厅是更典型的儿童消费空间。北京其实有点缺乏小朋友的阅读空间，西西弗书店让你付30-40块钱的饮料费用，孩子就能在里面翻画册。这些商业空间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代替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功能，而且也通过这种空间利用，获得了商业利润，吸纳了特定人群。相比之下现在服务于老年人的消费空间确实会少一点。
徐鲁青：之前说在大城市里，很多老年人会去宜家食堂聚会，也是老年人的约会圣地。
04 连锁店：原子化人群与社恐的福地
丁欣雨：你们说到连锁化的店铺在城市全面落地后，提供了公共空间的功能。但我也在想这跟标准化的程度有没有关系，到底是标准化提高了它们的公共性质，这些空间跟某些人群的需求达成了共识，还是会抹灭人的个性化需求？
之前采访消费分析师张璇，她说前十几年人们在路上想去洗手间不会找公共厕所，都会说去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上厕所。因为它们把标准化做得非常好，提供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质量上的规格，让人们愿意进去用。但是也需要店员不去排斥这些人群，才能达到默许。
但我在香港地区就很不一样，不管是最低消费还是进去之后不能自带酒水，要求比内地严格特别多。我去星巴克吃个早饭后打算自习，但那边的翻座率特别高，顾客吃喝完了就走，没有人长时间坐着，我感到很有压力就会出来。这是标准化带来的另一种极致性。
徐鲁青：这种感受在连锁店和个体店的区分上还挺明显。我去个体店的咖啡馆，如果只是白蹭，肯定会不好意思，因为给你做咖啡的人可能就是老板。做咖啡的人能看到你有没有点咖啡，但连锁店里大多数做咖啡的人并不care你点不点咖啡，只要不惹事就行，因为他们的薪酬不会根据一个人点不点咖啡而大幅波动。
这也是一种弹性，当工作链条足够长的话，老板没有办法管束到他拥有的资产里的方方面面，反而让这个空间拥有的可能性更加大。
张友发：是挺有道理，这是空间是否带给消费者压迫性。
潘文捷：这些连锁店固然提供了很强的便利，但同时也会让所有人的生活同质化。虽然主理人的咖啡店很让人社恐，但是也能给我们提供异质性的东西。电影《电子情书》里面讲到独立书店面对连锁书店时有很多劣势，但独立书店还是不能完全消失。我们一边在讨论连锁店带来的便利，不让我们社恐是一种安全，也是一种冷漠。也许比较独立的空间主打熟悉的氛围，有社群感，但对社恐人来说又不太友好。两种面向都是存在的。
张友发：借用传播学概念“媒介事件”中曾经提出过的群体概念“即逝公众”能解释这个事情。这类公众根据媒介事件随机聚合起来，使事件发生，然后又瞬间消失。这跟传统的公民社会里一直对社会公共事务保持关注的公民是不一样的。
空间性上也是这样。在小县城我们去玩或者老人家跳集体舞，是有所谓的共同体在的，需要熟人空间去互相联络。但到了大城市原子化之后，我们在很多场合中成了“即逝公众”，很少能形成共同体状态，我们也需要一种能够包容“即逝公众”的空间，这才形成了连锁品牌为何提供陌生感，反而受到社恐居民欢迎的情况。
05 纠缠流动、暧昧模糊，空间属于谁？
张友发：我这几年一直在想，如果从反资本主义的角度理解，现在的互联网企业都不具备公共性，甚至侵占了公共空间。但无论是全世界这几十年的一个趋势，是商业公司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的代理人。政府会把公共空间需要承担的功能赋予给大型的商企空间，让他们承担责任的同时赚取利益。
在疫情期间之前思考企业的公共性，会很容易地去批判他们剩余价值的攫取。但在疫情期间公众会发现自己必须依靠互联网平台来提供某种公共性的帮助和支持，需要京东的物流，百度的搜索，淘宝的电商系统，这时候互联网平台的角色几乎不可被替代，变成了公共性与商业性混杂起来的一体，无法被厘清。
最近这10年的商业变革都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再次改造，例如共享单车的出现，现在有些地铁站附近走路很不方便，因为道路被共享单车塞满，但共享单车又能为上班族提供便利。里面有商业逐利，也存在公共性承担，各种纠缠起来，让这个问题变得不好分辨和讨论。
徐鲁青：友发说的我深有同感，这些公司搭建的网络其实能够做到很多事情，包括快递物流，他们有比较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人们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世界只剩下星巴克、MUJI和优衣库，但如果这三个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社区街道活动室，我觉得好像会更加可怕。
张友发：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里，政府和公民是对立的，公共空间发生于市民社会之中，但中国完成的体制的建构，是政府来负责公共空间的落地，很难说中国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西方理论逻辑下的公共空间。
前30年少年宫的建设，东三省国企的工人活动室，有公共性在，但同时又是官方空间。我小时候在县城，没有所谓的公共篮球场，也没有商业篮球场，只能去政府、县委会还有学校的篮球场。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政府的官用空间，还是公共空间？
它确实是免费的，也开放给外人，但比如来打篮球的小孩把县政府领导的车给划坏了，领导很生气跟保安说，不准让任何打篮球的人进到县政府里来，这个空间就会被封闭，公共性就减弱了。
徐鲁青：而且很有控制性，在好的时候是公共空间，但由于被管辖这个空间也能被没有任何理由且不带解释地关闭。星巴克说要低消，还会有个争议上个热搜，但像刚刚提到的篮球场就很难。大学疫情关闭之后，现在能够真正全部放开的也很少，大学到底是属于公共的空间，还是国有的空间，还是什么样的空间，其中的边界一直在变动，但不由市民来决定。
很多国内学者喜欢引用哈贝马斯，他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很有名，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很多时候是失效的，比如哈贝马斯说广场是公共空间，但在中国广场很难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可能先要厘清现在讨论的公共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更细一点来问，它的产权、决定权、所有权具体是什么样的。
张友发：我朋友住的地方有个广场，官方的名字叫人民广场还是和谐广场，他们每天都去广场玩，就给广场另取了个叫绿茵广场之类的名字。政府给取一个名，他们给取一个名。
公民需要商业空间来实施公共性，也需要政府空间来提供公共性，政府对于公共空间有时开放有时封闭，永远处在动态的博弈之中，这就是中国很多空间的存在现状。所有治理的诀窍也都是在于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06 在不适合自己的空间，人是什么感受？
丁欣雨：现在很多概念店想把线下门店打造出社交场所的性质，ANN建筑事务所给喜茶“白日梦计划”做设计的公开资料里，还引用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概念，说“相遇是公共场合人们之间的持续性注意”。很多店现在有外摆区，有落地窗，你还能把窗户推出来，看起来是跟城市贯通融合的效果，向所有人开放，但还是对进到这里的人群有隐形划分的。
张璇跟我说她有次在奶茶店附近看到一群老年人在门外观望，他们打扮上没那么潮，也不会摆朋友圈的拍照pose，也不会用小程序。她听到他们说“这不是我们喝茶的地方”，就自主地退出了这个场域。
在很多看起来不适合自己身份走进的空间里，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徐鲁青：大概在2012年，有个争议很大的事件，当时广州流浪汉挺多的，很多水泥锥就被铺在桥下，这样流浪汉就没办法在桥下躺着睡觉，这就是一个驱逐功能的设计。
在城市里能感受到有些地方的基础设施设置是不希望人停留的。比如北方很多城市路面特别宽大，也没有树荫或者长椅，更希望人能快速通过这个路面，而不是在这条路上逗留。
潘文捷：而且阶层越往上城市敞开的空间会越多。我大学时候去打工当服务员，那里在一个蛮繁华的地方，但是有个门一直是关的，是老板有想要邀请的人才能进到这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能进去的。当然也包括几年前的新闻，在故宫不营业的时间段，还有人开着奔驰进了故宫。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哪些空间或者进入的方式是没有完全向人敞开的。
丁欣雨：威廉·怀特有本小书叫《城市小空间的社会生活》，里面他有一个观察，如果在建设城市空间的时候带有“私人物业”“禁止进入”这种明显标识，以不信任的姿态防范或阻隔一些群体，这样反而会让这个空间承受的风险更大。
处理这类所谓“不受欢迎”群体的最好方法，是让一个地方能够吸引所有人。他举了西格莱姆广场的例子。管理者很高兴人们青睐这个广场，对人们做什么也并不太介意。让人们把脚放进喷水池里，不去检查青少年是否在喷水池的台沿上抽烟；容忍行为古怪的人，甚至允许他们晚上在台沿上睡觉。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自我监督的微观生态，反而很少发生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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