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风云突变，最高领导人遇袭身亡，多个重要目标被摧毁。伊朗军方则通过导弹、无人机及代理人武装进行反击，战火迅速波及整个中东，乃至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动荡。
对伊朗来说，战争往往只是导火索。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生死的，是它在战争之前已经累积了多少裂痕。现在的伊朗，可谓内外交困。在外部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下，经济困境与社会撕裂同时暴露。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的一个时代终结了
（爆炸后的哈梅内伊官邸，图：X）▼
伊朗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这几天的炮火声中抽离出来，回望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轨迹——
从革命体制的诞生，到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博弈；从资源型经济的依赖，到制裁之下的结构性扭曲；从地区扩张战略的豪赌，到国内社会裂痕的加深。
在经济制裁下，民生凋敝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走向萧条的起点，不是战场，也不是外交，而是看似琐碎的日常：在长期经济制裁下，鸡蛋价格翻倍、工资追不上物价、药物短缺、房租飙升与青年消逝的前途……
这点钱价值越来越低，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图：壹图网）▼
经济制裁导致的通货膨胀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四十年间，反复侵蚀民生。到了2020年代中后期，已演变为全面民生危机：薪资能买到的牛肉逐季减少；连中产阶级，都开始以美元与里亚尔的汇价变动作为日常判断生活风险的工具。
2025年12月下旬，伊朗里亚尔的汇率下跌至历史低点——约140万里亚尔兑1美元。在短短的几周内，这一数字再创新低：2026年1月6日，约147万里亚尔兑1美元。
而到了1月12日，1里亚尔可以兑换的美元数量更是直接显示为0。这倒不是真实币值，只是汇率已经低到系统都懒得显示有效数字了。
好家伙，直接“清零”了？！▼
今天伊朗里亚尔的汇率仍然保持低位——约131万里亚尔兑1美元。
民生困难并非通货膨胀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三座大山”叠加形成：除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还有结构性失业与劳动市场萎缩，最后是人才外流与家庭解构。而这些都与经济制裁密不可分。
伊朗2010年代以后的抗议潮，最初多与经济问题相关：工人因欠薪上街、教师因生活成本抗议、退休者要求调整福利，甚至警察与军人也开始抱怨福利不足，不得不另寻兼职，养家糊口……
2010年开始，物价呈现出指数级别的上升趋势
十余年间翻了近30倍▼
虽然这些抗议一度零散而可控，但长此以往，便愈发不可收拾。
人才外流更是长期腐蚀国力。有报道称，在工程和科学领域毕业生中，有高达65%计划在毕业两年内离开伊朗。
这不仅是薪资问题，更是一种绝望。伊朗青年普遍认为，成功取决于人脉，而非能力，于是伊朗的医生、工程师与程序员纷纷出走欧洲、加拿大、澳洲与土耳其。
对于年轻人来说
是否能发挥个人能力很重要
（图：壹图网）▼
人才外流形成恶性循环，削弱创新、加剧技术短缺，使得伊朗连可再生能源和水处理等关键产业都长期缺人。
持续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民生危机，最终导致伊朗政治社会风雨飘摇。自2017年以来，至少四波大型抗议浪潮以生活成本为核心扩散至伊朗全国。
（图：壹图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是制裁从民生领域开始慢性腐蚀的。
腐败、分配不均与革命卫队的经济帝国
民众不满的核心，并不是伊朗没有资源，而是资源没有流向民众。
作为全球重要的产油国，伊朗理论上具备充足外汇来源、能源优势与工业基础，但这些资源导向了一群特定受益者——伊斯兰革命卫队、宗教基金会以及与最高领袖办公室相关的财团。
有油，但没让老百姓吃上资源红利
（图：壹图网）▼
伊朗经济体制既非市场主导，也非典型国有模式，而是“军事化混合经济”。革命卫队原本为保卫革命而生，但到21世纪反而成为伊朗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掌控石油、天然气、交通、重工业、银行与电信等核心部门。
这一切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革命卫队借着两伊战争战后重建的东风，通过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KAA）取得大量大型工程，逐步演化成一个缺乏透明度的经济帝国。
2006年，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控制着伊朗建筑、采矿、石油和电信等行业的“数百家公司”，其中许多公司以民用名称注册，以掩盖其军方背景。
KAA控制着几百家公司
参建项目涵盖水坝、公路、建筑、油气管道等诸多领域
（图：时任伊朗总统访问KAA，壹图网）▼
独立估算表明，如果将革命卫队的直接资产、非正式网络以及对监管机构的影响力都计算在内，该组织控制着伊朗25%至50%的国内生产总值。
革命卫队对伊朗经济的垄断造成三重后果：市场竞争崩溃、创新能力下降与腐败常态化 。
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可不低▼
虽然伊朗政府曾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这非但没有创造效率，反而培育出裙带军事垄断集团，形成只对最高领袖负责、不对社会负责的“新经济寡头”。
前总统内贾德本人，曾是革命卫队军官，他在任期间主导了一波“私有化”浪潮，将超过12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所谓的私人实体——其中许多实体，由革命卫队控制或与政治精英有关。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的主要军事组织之一
同时也深度参与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事务
（图：革命卫队成员，cn.wsj.com）▼
资源错配最鲜明的例子，来自伊朗与卡塔尔共享的南帕尔斯气田。
道达尔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外国企业因制裁退出后，开发工程转而由革命卫队旗下的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接手承包，但因缺乏技术能力导致延误与品质问题，最终使得伊朗错失像卡塔尔一样快速开发而获得的巨大收入。
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却未能将其成功转化出良好的经济收益
（图：南帕尔斯天然气平台，壹图网）▼
同一模式在伊朗海洋工业公司、德黑兰地铁7号线以及伊朗全国的水坝建设项目中不断重演——公共资源被输送给革命卫队的企业，而成本则由国家与民众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明面上的生意，革命卫队还控制黑市、走私与制裁规避网络。
每年有200到250亿美元的走私货物进入伊朗，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革命卫队控制的港口与“隐形码头”进行的，这几乎占伊朗进口总额的30%。
各种禁令也阻止不了人们想办法绕开管控来运输货物
（图：等待夜间前往伊朗的船只，壹图网）▼
正因如此，伊朗的合法企业反而因竞争失衡被摧毁，形成“遵守规则的经济体被不遵守规则的经济体吞噬”的局面 。
因此，伊斯兰共和国的腐败，不是个别官员问题，而是架构问题；伊斯兰共和国的腐败不是单纯影响GDP增速，而是侵蚀国力；伊斯兰共和国的腐败不是偶发，而是结构性的。
渗透比腐败更致命
当伊朗经济与民生已陷入困境时，最终摧毁信心的，则是信息战与以色列等外部势力的渗透。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你来我往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图：壹图网）▼
伊斯兰共和国陷入危机前，民众普遍相信两件事：腐败无可救药，安全也不存在。
以色列对伊朗的秘密战争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核物理学家被暗杀、震网病毒破坏核设施，进入2010年代，以色列摩萨德在伊朗的行动更是逐步升级，包括窃取数千份核档案、从内部破坏纳坦兹核设施，甚至是暗杀革命卫队高层指挥官。
例如在2012年
核物理学家穆斯塔法·艾哈迈迪就死于一次汽车炸弹爆炸
（图：爆炸事故现场，壹图网）▼
伊斯兰共和国曾对外宣称“渗透”是一种意识形态修辞，但随着以色列的破坏行动逐步累积，渗透变成了伊朗当局无法回避的现实。
2012年，伊朗前情报部门负责人阿里·尤内西直言，所有官员都应该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
2021年，前总统内贾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情报部门负责打击以色列间谍的最高级别官员“本身就是一名以色列间谍”，更加印证了这种渗透的深度。
2025年6月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在伊朗境内的攻击行动达到历史高峰，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吴拉姆以及哈吉扎德等多名高层被炸身亡。
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后的集会活动上
一位抗议者手持哈吉扎德（左）与巴盖里（右）的照片
（图：壹图网）▼
高层团灭，表明伊朗的情报防线全面瓦解，伊斯兰共和国早已被以色列渗透成了“瑞士奶酪”。
安全崩塌带来三层后果：革命卫队动不动对外展示一柱擎天的导弹，却无法清除家中的“老鼠”，这导致伊朗在外交层面的威慑力下降，同时革命卫队在军事层面的声望受损。
有导弹，但很难捍卫自身安全
（图：伊朗Shahab-3导弹，壹图网）▼
而在社会层面，伊朗民众目睹了一起又一起的暗杀与袭击，安全感、自信心灰飞烟灭。
当一个政权无法保护其将军、科学家、官员甚至领导人，合法性将迅速面临质疑。安全失效使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一个“既不能治理，也不能保护”的政权。
最深的裂缝：什叶派认同VS波斯国族认同
然而，真正决定伊斯兰共和国命运的，是伊朗人如何看待自己。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什叶派政治神学建构国家认同，强调宗教领袖取代君主象征国家。但在1979年前，巴列维王朝推动的是波斯民族国家认同，强调古文明、语言、疆界与国族延续，甚至以居鲁士大帝象征伊朗起源。
至今仍有伊朗王室和君主制的支持者
（图：壹图网）▼
这两种认同的基础截然不同：什叶派革命认同源自阿里、侯赛因等烈士的殉教史，源自十二位伊玛目等宗教领袖，以及身为穆斯林共同体一员的归属感；而波斯国族认同则来源于波斯古文明、波斯帝国的疆域、波斯语、以及数千年来伊朗的国族连续性。
在一定程度上，什叶派革命认同与波斯国族认同互为压制关系；前者面向区域宗教政治，后者则面向世俗民族国家建构。
伊朗实行着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是唯一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的国家
（图：前最高领袖霍梅尼与他的支持者，壹图网）▼
两者在教育、历史叙事、文化政策与外交取向上形成了长期的矛盾，最终在伊朗民间累积形成分裂的思潮。
青年世代尤其拒斥宗教统治，但不拒斥伊朗本身。这种分裂使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不同群体间的共同情感基础不够稳固，也使得民族契约缺失，更倾向于用宗教强力规束这个多民族国家。
宗教统治可以汇聚权力，但也完全可能不得人心
（图：壹图网）▼
当伊斯兰共和国走向困局时，人们在重新谈论巴列维、古波斯帝国、民族语言与文化复兴。这象征着长期压抑的波斯身份被重新唤醒，也象征着伊朗从曾经热衷于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神权国家，转向波斯民族国家。
总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今天的困局并非意外，而是早已注定的结果。回看整个进程，它不是2024或2025年的突发事件，而是四十多年的累积：
经济制裁导致民生崩坏；腐败与垄断，则侵蚀自我维护能力；来自外部的渗透与暗杀，进一步侵蚀伊斯兰共和国的安全；而认同的撕裂，则使得国家凝聚力降低。
伊斯兰共和国就像一栋被白蚁蛀空的房子，正在世界注视下静静坍塌。
现在，哈梅内伊被炸死了，那个既是宗教权威、也是最高仲裁者的人消失了，还有谁能够制约那个已经集军事、经济特权于一身的新寡头——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朗会不会走向事实上的军政府？会不会以更强硬的反击来巩固内部统治？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中东战争策源地？
此刻伊朗的生死线，不在前线，而在萧墙之内。
文字 | 晒麦
制图 | 桐 校对 | 朝乾 编辑 | Alicia
封面：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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